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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学者赵京兰:中国人对朴槿惠存在误会,现实的复杂性已超越左右之分

字号+作者: 界面 来源: 界面 2017-01-11 11:25 我要评论() 收藏成功收藏本文

在朴槿惠曝出亲信干政丑闻后,民众戴着朴槿惠和崔顺实的面具参加示威游行。自2016年10月韩国爆出崔顺实审阅修改朴槿惠演讲'...

韩国学者赵京兰:中国人对朴槿惠存在误会,现实的复杂性已超越左右之分

在朴槿惠曝出亲信干政丑闻后,民众戴着朴槿惠和崔顺实的面具参加示威游行。

自2016年10月韩国爆出崔顺实审阅修改朴槿惠演讲稿的丑闻以来,在近三个月时间里,“崔顺实事件”和由此引起的韩国政局变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日益扩充的新闻讯息和不断翻转的最新“剧情”几乎占据了全世界媒体的版面头条,持续掀起波澜。示威队伍中点亮的烛光还不曾熄灭,刚被国会弹劾不久的朴槿惠,又在新年伊始的媒体座谈会上矢口否认了“亲信干政”的指控。

韩国究竟经历了什么?韩国知识界如何评价这位总统?朴槿惠的上台与她的父亲朴正熙究竟有无关系?韩国民众如何看待朴槿惠在2014年“岁月号”沉船事件中的表现?中国人对朴槿惠有着哪些“误会”?当丑闻爆发,批评声指向总统的性别,那么韩国女性的地位及福利在这位女总统的任期内有变得更好吗?带着这许多问题,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专访了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赵京兰。

赵京兰的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思想、知识分子问题和东亚问题,因此,在此次韩国政局丑闻之外,我们还聊了聊她对于中国当今主要思潮(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等)的看法,以及韩国思想界在复杂地缘政治背景之下的演进与分野。

韩国学者赵京兰:中国人对朴槿惠存在误会,现实的复杂性已超越左右之分

一、朴槿惠丑闻:

当初没想到朴槿惠能当总统,这次丑闻使朴正熙模式彻底崩溃

界面文化:朴槿惠亲信干政丑闻已经已有数月,全世界媒体都在密切关注韩国政局的变动,你个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情?

韩国学者赵京兰:中国人对朴槿惠存在误会,现实的复杂性已超越左右之分

赵京兰:我觉得难以置信,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每天新闻层出不穷,早晨、中午和晚间曝出来的消息都完全不一样,每一个普通韩国民众的生活和工作都被打乱了。过了一个月,在看了很多新闻之后,我们被韩国民主体系中如此多的缺点、如此严重的问题所震惊,这在根源上是制度框架的问题,韩国社会的基本常识由此崩溃了。有一位特别著名的韩国导演开玩笑说,他近期本打算拍一部电影的,但现实比电影更荒诞、更值得瞩目、更接近电影本身。据说,韩国最近去电影院的人都少了,因为每天曝光出来的事实比电影更让我们感到冲击。

我们应该把这个事件放在一个历史脉络中,用悖论的眼光来审视它。韩国的第一次民主化运动是1960年的“4·19革命”,军事独裁者李承晚下台。随后,朴正熙少将于1961年发动“5·16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在此之后韩国就进入了近20年的“维新时代”(朴正熙将自己的独裁政府阶段称为“维新时代”)。朴正熙是一位颇具争议的总统,在他长达18年的任期之内,韩国经济高速发展,但他在统治后期完全成为独裁者。在母亲逝世后,朴槿惠开始扮演起“第一夫人”的角色,并完全模仿了朴正熙后期的独裁统治。韩国如今的经济和政治模式仍然延续了朴正熙模式,很多老一辈的人怀念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增长,所以投票给朴槿惠。

朴槿惠本应该超越她父亲朴正熙的政治统治方式,而她只是拙劣地模仿和再现,并无超越,所以这次事件把朴正熙的“鬼魂”打破了,使整个朴正熙模式彻底瓦解和崩溃——这便是我说的“以悖论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此次朴槿惠事件让韩国民众开始重新审视韩国社会几十年来累积的问题,我们是时候重新构建国家的角色了。我们在卢武铉和金大中时代向前发展,又在李明博时代经历了政治民主、经济公平等很多方面的倒退,朴槿惠上台以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如何克服朴正熙的遗存模式……韩国现在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下一届政府非常重要,他们面临着更大的课题,亟待提出一个全新的政治框架和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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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文化:朴槿惠赢得2012年大选曾被认为是韩国民主化历程的一个节点,当时韩国知识界是如何评价这位女总统的?

赵京兰:她的当选让我们感到很大的冲击,我很长时间都不想看新闻。当时绝大部分韩国知识分子都认为应该是文在寅(2012年在野党总统候选人,韩国下一届总统热门候选人)赢得大选。

界面文化:听上去跟特朗普赢得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有点儿像呢。

赵京兰:直到投票那一天,我都认为文在寅一定会获胜。在选举结束之后,有许多人站出来质疑选举过程是不是被操控了,其中是否有什么不法勾当,这种公开的怀疑声直到今天还有,不断有证据被拿出来。另一方面,朴槿惠之所以获得选民支持,绝对不是凭借自身的政治能力,而是依靠选民们对她父亲朴正熙的怀念和留恋,所以她是借着朴正熙的光当上了总统。

此外,在李明博执政期间,韩朝关系恶化得相当严重,而朴槿惠曾去过朝鲜、见过金正日,当时选民也在一定程度上期待着,如果朴槿惠上台,或将有助于改善韩朝关系。当然两国关系实际上并没任何改善,现在就连韩朝会谈的大门都关闭了。

对朴槿惠的政治能力和执政事迹的歌颂,实际上是一种对她的误会,把她错认成了她的父亲。朴槿惠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也没有对国家未来的想法,这一点我们在选举投票前的三次候选人辩论中已经看得很清楚。

在她执政过程中,最让韩国民众感到冲击、愤怒和绝望的是2014年“岁月号”沉船事件,当时朴槿惠的处理方式令全体国民感到无与伦比的愤怒。我站在一位母亲的立场上认为,朴槿惠对这一事故的态度是非人类的,她连最基本的共情和同情心都没有。让人无语也无法理解的事情是,当时政府不仅救援不力,还蓄意扰乱救援行动,对于韩国人而言,这件事情是非常令人羞耻的。

从那之后我一直带着一个纪念“岁月号”沉船的手链,这次来中国不小心弄丢了。很多韩国人身上都佩戴着“岁月号”的徽章,以表达对政府处理不力的愤怒,以及对那些孩子和遇难者的怀念和同情。至今还有9位孩子未被营救,他们的父母仍在海边盼望着他们回来。

界面文化:朴槿惠说她小时候便读过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还曾通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那么在韩国学界看来,朴对于中国算是十分了解的吗?

赵京兰: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都笑了。很多中国人对朴槿惠印象很好,是因为听说她读过《中国哲学史》,而这其实是个误会。朴槿惠亲信在其住处发现的所有书都是获赠而来的,几乎没有她自己买来阅读研究的,如果她看过《中国哲学史》,那大概也是被赠送的书了。如果她真的能够阅读和理解《中国哲学史》这样的书,那么不至于在政治方面如此无能。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修己治人”,如果她是一位理性的政治家,她会意识到这方面的内容并且为己所用,我对她读过这本书深表怀疑。

我觉得朴槿惠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形象是很好的,或许是她的身世与父母被暗杀的经历引起了很多人的同情,“与国家结婚”的故事再加上她表现出来的亲中国姿态也为她赢得了许多好感。我在中国一些书店里看到了《朴槿惠自传》,听说之前卖得不错,现在韩国许多书店都把这本书扔出去了。

韩国学者赵京兰:中国人对朴槿惠存在误会,现实的复杂性已超越左右之分

界面文化:朴正熙模式长期以来对韩国造成了哪些影响?

赵京兰:朴正熙模式一方面体现在国家与企业的结合上,这从朴槿惠事件中也能看出来,企业与政府勾连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另一方面体现在企业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上。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甲乙方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韩国人——无论老少男女——都会用甲乙方的关系来定义所有问题、指代所有社会关系。

在朴槿惠任期内,韩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做“Hell Korea”(“地狱朝鲜”,此处“朝鲜”指的是韩国历史上的朝鲜时期, 在此用以贬低当今韩国),意思是今天的韩国如同地狱,仿佛又到了朝鲜时期那样一个身份时代,出身决定命运,下层民众永无成功之日,无力感弥漫在整个身份社会当中。另一个说法是“金勺子筷子,银勺子筷子,土勺子筷子”,说的也是这种出身决定论:一人出生时拿着怎样的勺筷,一辈子都将如此——贫穷者将永远贫穷,富有者将始终富有。这两种说法在李明博和朴槿惠执政期间十分流行,我们也可以从这其中看到韩国的某种社会状态。韩国著名学者崔章集有一种观点是,在卢武铉和金大中执政期间,韩国虽然也未超越朴正熙模式,但社会气氛是更加开放的,不像朴槿惠时期这样糟糕。

韩国学者赵京兰:中国人对朴槿惠存在误会,现实的复杂性已超越左右之分

界面文化:你是否担心朴槿惠事件会对日后女性在韩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参政议政产生负面影响?

赵京兰:当然会有影响。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朴槿惠当选总统,并非因为她是女人;而当她执政出现了问题,人们开始从性别角度评价此事,将这一丑闻归因于她是女性。在韩国,人们甚至由此开始担心蔡英文、希拉里的执政能力不足。这一结构性的性别歧视的影响是非常广泛、非常恶劣的,令人心痛。

在朴槿惠执政期间,韩国社会并未因为选出了一位女总统而享受到更多的性别平等,没有出台任何关注女性和弱势群体权益的政策。恰恰相反,韩国的许多性别研究者认为,在朴槿惠执政期间,女性的地位不升反降,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偏见也更为广泛和深刻了(近年来韩语中新出现了“女嫌”的说法)。女性在事故或案件中受伤甚至遇害的事情也有所增多,很多男性甚至将女性被害归咎于女性自身的问题。

二、韩国思想界与民主化运动:

现实的复杂性已超越了左右之分,“现场的历史教育”格外重要

界面文化:中韩两国一衣带水,韩国的流行文化和影视剧对一部分中国观众及消费者影响颇深,但是中国读者可能很少读到韩国作家或学者的中文译著,对韩国思想界动态也了解不多,你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两国间学术界与思想界的交流状况近些年来有所改观吗?

赵京兰:作为一个韩国人,看到中国的“韩流”我感到很骄傲。但我认为,一方面,文化交流应该是双向的,中国的流行文化也应该到韩国去,另一方面交流范围应该更加扩大,扩展到思想学术界。在90年代,中国电影一度在韩国非常流行,张艺谋等中国导演在韩国非常有名。

在韩国学术界,相较于日本研究者来说,研究中国的人更多。但关注于当代中国的研究者不多,原因在于研究当代中国的难度更大,要求研究者具备更宽广的视野,在时空上对于东西方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另一方面,研究古代史的人就业更加容易,高校内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市场空间。再者,部分韩国学者在思想上比较保守,认为如果研究涉及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评价的话,会比较棘手或冒险。

在数量上,日本的中国研究者远远多于韩国的中国研究者,我在中国的书店里也发现了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著作,许多中国学者也会将这些书作为研究的参考资料。韩国相关研究者的数量更少,但也有质量很高的著作,不过还没有被译介到中国。我们可能需要国家层面的交流和学术机构层面的互动,把更多韩国的好书译介到中国。

界面文化:经历了漫长的民主化运动,韩国当下的社会思潮大致有哪几种?

赵京兰:这就要追溯到日本殖民地时期了,从韩国1945年光复解放到1948年韩国战争中间这3年是美军政时期,当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处于激烈的对立之中,反共运动如火如荼,甚至有很多家庭因为家庭成员政治信仰不同而破裂。到80年代,知识界还是有这样的气氛存在,比如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与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之间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实践失败后,今天韩国已经没有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了,现在韩国学界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实践与理论的结合。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之后,极端的反共主义者和无条件盲信资本主义的人消失了。在思想上,小团体文化兴盛起来,日常的、小团体的市民运动越来越多,每个团体关注的议题不同,它们的相同点是在日常生活中尝试和践行自己的思想主张。这就好像是钱理群先生所说的“存在革命”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人们自主地争取一些小方面的小幸福,从改变自己和身边的存在开始,与志同道合的人做有限的可以做到的事,一点一点儿去争取更大的空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这些市民成为了此次朴槿惠事件中烛光示威的主力军。

韩国学者赵京兰:中国人对朴槿惠存在误会,现实的复杂性已超越左右之分

界面文化: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到后来的小团体文化,再到今天的烛光示威,民主的示范效应一直延续其中。

赵京兰:韩国民主化进程里最激烈的一次是1987年的“六月抗争”,距今正好30年了,当年的抗争者如今已经为人父母,他们正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今天的烛光示威。在每十个参加烛光示威的人里,就有七、八个人是带着孩子去的,他们是当年参加“六月抗争”的一代。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此前还有2007年李明博任期内百万人的烛光示威(反对政府允许从美国进口可能感染了疯牛病的牛肉),在卢武铉时代,我带着自己两岁的孩子,参加了反对弹劾总统的示威活动。这是一种现场的历史教育。今天我的孩子是大学生了,她自愿地参加了烛光示威。韩国还有很多中小学生也参加了这次运动,我觉得这非常重要,这样的经历可以启示他们在长大之后依然自觉坚持自己的想法、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

界面文化:韩国在东亚的政治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夹在中日两个大国之间,朝鲜局势紧张,与美国保持长期军事盟友的关系,而中国是其最大贸易伙伴——你个人认为,这种复杂的地缘政治对于韩国思想界的分野与演变有什么影响吗?

赵京兰:从我个人层面来看,韩国这样的地缘状况对研究者来说有好有坏。好处在于使得韩国思想界更加活跃,而长期来说的坏处在于,这样复杂的地缘状况导致韩国不能出现特别著名的研究者。长期稳定的社会容易造就更深厚的学术,而社会频繁变动使研究者感到不安和焦虑。

烛光示威这种运动的确会促进韩国的民主更加成熟,而为了将民主制度化,我们也需要更认真地思考自由主义的问题。韩国整个民主问题的根源在于“韩朝分断” ,这对于韩国自由主义的发展构成了阻碍。

国民党刚到台湾的时候办了一份杂志叫做《自由中国》,韩国有一本杂志叫《思想界》,我在做这两本杂志的比较研究时,发现了很多相似之处:中国大陆和朝鲜的自由主义思想者因为不喜欢社会主义,分别去到了台湾和韩国。而这些自由主义者在台湾和韩国两地也遇到了相似的两难境况:当他们开始反对当地打着自由主义旗号的政府的独裁统治时,往往会被质问“你是社会主义者吗?”而他们正是为了逃离社会主义才到此地的。所以在台湾和韩国,我们没法客观评价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依然在夹缝之中,这是冷战时代留下的阴影之一,需要更多时间来思考和处理。

界面文化:韩国与美国关系紧密,在这次美国大选之后,韩国知识分子是否对特朗普上台感到忧虑?

赵京兰:韩国的进步派当然对此很担心,大部分民众也是希望希拉里获胜的,这好像与中国的状况不太一样。特朗普不是典型的共和党人,他的当选无疑是美国普通民众对两党都不满意的一个结果,低学历贫穷的白人劳动者由此提出了对政治权的要求。他的当选并不是因为他合适作为总统,也并非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从学术上来看,实际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已经无法用左派和右派的简单划分来解释其复杂性了,民众投票的行为也不仅是根据阵营逻辑做出的。左右的划分和概念如今已经不再完全准确了,我们应该超越派别和阵营,认真对待社会的复杂性。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是进步派还是保守派,在思想研究方面,我们都应该更注重内部的问题,在自我反省和自我改革的基础上,谋求更高层次的发展。表面的阵营斗争和内部的自我完善,应该是同时进行的。

我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注意到了三个人:韩国的李泳禧、中国的鲁迅和英国的乔治·奥威尔。他们三位都超越了左右之争,从自我批评扩展到批判左派内部的问题,从批评自己扩展到批判自己的阵营。我尤其关注鲁迅,据我所知有些鲁迅的文章被从中小学教材中删掉了,这是一个错误。我认为鲁迅之于整个东亚社会的意义,相当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的意义,当提到现代中国,外国人首先便会想到鲁迅。鲁迅一直坚持“否定之否定”的方法,当今中国有一些思想正是经历了鲁迅的批判而生存下来的。比如,真正的儒家是鲁迅批判之后的儒家,去掉了“吃人”的部分,儒家才具有了现代性,成为了真正在人间、有人性、为人类的儒学。而“现代性”对于中国说服外部世界而言十分重要,所以在我看来,在孔子和毛泽东以外,鲁迅其实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我认为,中国有必要利用鲁迅所象征的现代性,把鲁迅象征的“和西方不同的,更高层次的现代性”作为核心概念,进行大胆而具有战略性的思考。

三、关注中国知识界:

中国左右派都谋求与儒家相结合,作为“知识-权力复合体”的儒家没有未来

界面文化:你当初为什么对中国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感兴趣?

赵京兰:我读大学是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朴正熙独裁统治刚刚结束,我们才能接触到关于社会主义和毛泽东的书,当时韩国很多参加民主化运动的年轻人都在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以中国的社会主义为方向和蓝图,弥漫着将中国理想化的气氛。研究生阶段我开始认真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批判性的社会主义著作。

当时中韩还没建立外交关系,韩国学生需要去香港来买书,入关的时候如果被检查出来书里有关于毛泽东的内容,就会被没收。在韩国的历史问题研究所,来自各个专业的学生们办了读书会和研究小组,大家一起读红宝书和第三国际(Comintern)选集,觉得非常有意思,我还组织了一个中国研究会。

界面文化:你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有哪些?

赵京兰:我近三年来出版了三本书,都是关于中国当代思想的。一本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地图——新左派、自由主义、新儒家》,这本书是韩国思想界第一次对中国知识分子各流派进行分类和评价,探讨了中国知识界的动向和复杂的思想分化过程,向韩国读者介绍了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各流派的代表人物、出现时期和对毛泽东时代和文革时期的立场、对资本和全球化的立场、与国家的关系、看待西方现代性的视角、中国现代化方案等15个方面。

《20世纪中国知识的诞生》一书以传统、近代、革命为关键词回顾了今日中国近现代思想的主要争论焦点,讲述了从康有为到邓小平的代表20世纪中国的12位知识分子,是如何以传统为背景、以革命为手段去描绘中国近代蓝图的。

最新的一本《国家·儒学·知识分子——现代中国的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聚焦于儒家的复兴及关于新儒家的讨论,强调了知识分子面对国家与资本两股强大力量时应该保持的态度,以及儒家的前途方向:如果政府推动之下的儒家复兴已成为现实,那么知识分子应该与政府保持合作吗?这种合作会有利于儒家思想可持续地发展吗?作为“知识-权力复合体”的儒家是没有未来的,儒家对于现实状况应保持一种“带有批判性的支持”,站在批判的立场之上支持。

韩国学者赵京兰:中国人对朴槿惠存在误会,现实的复杂性已超越左右之分

界面文化:你个人如何评价新儒家的现状与当今中国思想界的状况?

赵京兰:据我所知,中国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近些年来都开始关注儒学,我在参加学术会议时感到了很大震撼。无论什么派别都在讨论新儒家,就像中国学者秋风说的,以后中国的思想派别或许可以分为“儒家毛派”、“儒家左派”、“儒家自由派”等等。中国左右两派都在谋求与儒家在某种程度上相结合,以儒学为基础,借助儒家实现理论的本土化,进而提出自己的主张。

中国当今的思想界又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我自己有限的研究看来,我认为中国思想界的多样性和研究深度是非常丰富的。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等等纷纷出现,有如有一个诸子百家时代。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曾有过这样丰富的讨论气氛,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界同样百态争鸣,但当时人们对儒家的态度是完全批判的。今日与彼时不同的另一方面是,如今国家在思想界所发挥的力量、施加的影响更加强大了,某一派别可以通过与国家合作,自上而下传播自己的主张。50年代中国的“双百”主要讨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大方向,与现在的这种丰富性无法比拟。实际上,东西方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一直在参与国家建设和政策的提出,只有毛泽东时期是一个例外的情况,把知识分子排斥在政治之外。

界面文化:你如何看待新儒家内部对于儒学的不同主张呢,比如儒学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术研究对象、一种宗教亦或是一种个人修为方式?

赵京兰:大体来说,儒家复兴是有其意义的,我认为儒家的“修己治人”更侧重于“治人”,所以我对于儒学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得比较多。但我担心当儒学与政治过度结合,开始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的话,这就与儒家本身的批判性形成了矛盾。儒家应该作为一种客体存在,最好的情况是,儒家可以一边补充、一边批判社会主义国家的教条性内容,但我不清楚这种情况是否可能出现,如果可以,那我想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改革性的儒教”的实现。

界面文化:你对于中国知识界的认识经历过哪些改变或转向吗?

赵京兰:我对于中国的自由派、新左派和新儒家都比较熟悉,在我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地图》出版之后,韩国思想界认为我对中国新左派持批判态度,但实际上我对三种中国当代思潮都保持着批评的态度——当然每个派别都有其在理论方面的缺陷,我更关注的是这些当代思潮是如何在中国实现其本土化的。

在结构上,新左派批判全球化的资本但不批判国家,自由主义批判国家但不批判资本,而在中国,国家与资本是相互结合的,只做单一的批判是不够的,在本土化的过程中不能只注重单一的面向。韩国也是一样的,思想界最大的课题也是国家与资本的关系,这次朴槿惠事件上也体现出了国家与资本的结合,这个现象在东亚十分普遍,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进步过程中要格外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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